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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样的冰清玉洁女子已经不多见，直到和我举行婚礼，她一直保持着处女的纯洁。婚后的生活也严肃自律，她曾经说过这辈子只有我一个男人。然而为了国家利益，她竟然忍受住了如此残酷的屈辱。在我的心目中她依然纯洁，如果一切残害恰好在那时结束，我会向尊敬圣女一样尊敬她。她不能正常行走，我会用轮椅推着她去公园；不能说话，我会请她用笔写出所有要求、所有感受。但可惜不可能！”

    “黑帮见孟玫还是不肯屈服，就继续严刑拷打，这时他们不再考虑死活。先用烧红的烙铁反复烫她身体上最敏感的位置，毫无效果。然后又在她的十个手指、十个脚趾上都钉上了竹签，还是无法使她开口。黑帮老大失去了让孟玫屈服的信心，他使出最为毒辣的一招：用酷刑折磨死孟玫，通过恐吓让没有暴露的卧底同志自己承认身份。这样，她本来还算完好的身体被赤裸着夹在尖锐的钉板上，被带钢刺的皮鞭抽得遍体鳞伤，然后又在她全身裹上一层棉布。孟玫知道黑帮是要用‘披麻戴孝’酷刑处死她，预先咬破手指在左手掌写了“祖国”、在左手掌写了“万岁”四个血字。当被架到全体匪徒面前时，她努力挣脱出双手，将手上的血字作为了最后的呐喊。匪徒们撕开一块又一块的布片，让剧烈的疼痛和汩汩的流血吞噬着她的生命。她不断地惨叫着，声音越来越微弱，当最后一块布片被撕去时，她终于永远离开了我。”

    “她的遗体被黑帮用镪水毁掉，我永远也无法直观地了解到她受摧残的程度。唯一目击的那位卧底同志，归来后告诉我，牺牲后她的全身没有一块好rou。讲到这里时，卧底同志嚎啕大哭，说那个时候他连哭的权力也没有，我自己也早就哭得迷迷糊糊。两个人一个哭得讲不清，另一个哭得听不清。孟玫的这段事迹足足被讲了三遍。牺牲时她被授予警务部二级英模称号，详细了解到她牺牲经过以后，部领导十分感动，重新授予她一级英模称号。这是最高荣誉，对她来说是迟到但恰如其分的评价。”

    没有停顿，没有让杨惠娟插上一句话，李哲原用平静的语调、中等的语速讲完了爱妻孟玫牺牲全过程。他从来没有对人这样讲过，却讲得无比流畅，因为在心里已经对自己讲了无数遍。讲述中他没有哭泣，有形的眼泪早已经哭干，现在他的眼泪流在了心底。利用杨惠娟的发问，他讲得这么多、这么详细，当然不是无的放失。他要以自己的、妻子的事例，让杨惠娟更全面地看到国家公务员中忠于人民、积极向上的群体，从而改变她心理中政府被坏人把持的固有定势。

    “小杨，这就是你发誓要摧毁并一直与之对抗的国家干警。我们忠于人民、热爱国家、嫉恶如仇、不畏强暴，关键时刻站得出来，生死关头豁得出去。同你们这群抱着拯救国家的热血青年一样充满理想主义，一样坚强无私。但我们有理智、明世事，不像你们那样年轻幼稚，看到一点社会阴暗面，就要采用革命暴力手段将其摧毁。”李哲原终于说完了想说的一切，他开始静静地等待，等待杨惠娟可能的反击。

    但杨惠娟没有反击，除了一句：“如果处在那样的情况，我会做得跟她一样好。”直到离去都没再开过口。孟玫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她，也使她看到还有一群理想主义者在为当前政府效力。

    以前她研究过暴力革命的适用场合，革命对象必须是一个腐败到极点的政府，所有理想主义者在这个政府中不再能找到用武之地，他们或是因与腐败分子冰火不容而遭到排挤，或是直接投向革命阵营。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，就与这种形势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。革命最困难的时候，一个已被迫脱离革命但仍保持着理想主义特质的人物黎天才，仍自觉地为革命做工作，在策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革命的最后阶段，另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得一眼就被人看出（如杜聿明）的郭汝瑰投向革命，在决战淮海中起到了普通革命者起不到的作用，极大地加速了革命胜利的进程。尽管他们个人并不一定能够享受到革命胜利成果（如郭汝瑰在革命胜利后只能以起义将领身份参加社会活动，至少到1981年杜聿明去世时还不能透露真实身份。黎天才甚至在革命胜利后还被判了无期徒刑，最后病死于狱中），但依然无怨无悔地为革命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这样激动人心的革命潮流，看来眼下并没有出现。

    以后的很多天里，杨惠娟一直苦苦琢磨这个问题。暴力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最高形式，但对社会破坏程度也极其强烈，时机不到或者说若非万不得已，不可轻易使用。起事之前，他们看到的都是对发动暴力革命有利一面：腐败的猖獗、官员的颟顸、人民的愤怒，以为只要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。但一旦走上这条路，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样简单。人民虽然痛恨腐败，但衣食无忧，社会安定是他们首选。官员也并不全是贪鄙无能，她看到的至少有李哲原夫妇这样的例子。难怪黄振邦要将矛头转向唐汉独立党里那些理想主义者，其用意不就在人为“催熟”暴力革命条件，但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吗？

    重新开庭后，官方选调了一批专业理论研究人员做公诉人，每到“十美”宣传“革命理论”时，便出